赛德克·巴莱

一，

 
直到如今，还是经常被问“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去北京念书。”这一个问题有两个预设：1，你是个上海人。2，上海人不喜欢去除上海以外的国内城市。

想过很多种十个字以内的回答方式。

1，分类讨论：“我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可是，什么是典型的上海人呢，没谁规定“上海人”的鉴定条件吧，我干嘛就要自己先走到边缘位置去？遂否决。

2，反诘推论：“谁说上海人不愿出去？”可是，我只能代表自己，又不能代表其他上海人。还是否决。

最终的回答是“出去看看”这般打打太极，然后以“懂得的人自不会问”来对自己的无力回答作为解脱。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终究是和人们对“上海人”这个物种的主流预设不符了。

身份认同在此时产生裂缝。

 

二，
 

有一个朋友，生于大庆油田，全家老小都认为必然的人生轨迹是承继祖业。在油田人的眼里，给私企、外企干活的，都不算“有正经工作”的。即使是国企，还得打量下是什么性质。朋友从小到大都无法适应家庭环境，对三姑六婆的各种惺惺作态的关心反感至极。即使后来到了太平洋彼岸，仍然时有对华人社会的怨言。

这当然是个例，当个体的特性与环境的预设相违背时，身份认同就会产生割裂感。

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六，是老幺，家中约莫有过些族谱。妈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个“志”字，姐妹的名字则都带个“爱”字。妈妈最小的姐姐，名唤“英”，从小要强，略有些年纪有些主张时，便去派出所把“爱”字改为了“志”。

英姨张扬的性格，不为长辈所喜。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英姨与我妈姐妹两中，有一个留沪名额，老师便留了乖巧的我妈。回沪后，英姨在医院工作，看上药剂房房的男青年，主动追求，得手。随后撺掇姨夫去澳洲打工，自己与儿子留守八年后，赴异国团聚。

小时候，大家都只认为英姨很凶，不如我妈脾气温顺，可是如今，我对英姨未完的一生持高度赞赏态度。然而，这种赞赏并不是普遍的。


相对而言，女人更容易跳出体制独立行事，男人则承担着更多后顾之忧。家中若干有些社会地位的男性长辈，认可英姨的果敢，但不认可她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我懒得重复了，用脚趾甲回放一下好了。比我小四个月，在某国企当小主管的表弟则直言，他一些朋友到了国外，无法适应，还是回国，他本人也满足自己两点一线之外有养鱼遛鸟的业余爱好的安稳“老头子”生活。他说，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国外从零开始。

我所想总结的是，“落叶归根”是一种先验的自发的情感。体制对文化会产生一些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一些个体产生排异反应，但大部分人不会因噎废食。认同和追求三权分立的人，同样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立身准则。反对裹小脚的人也一样可能陶醉于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

理智和情感控制不同的行为，乡愁则掌管着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

英姨的后半生，基本上致力于邀请各种亲戚朋友去澳洲旅行或定居的事业之中。刘瑜说，到了国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有多想家”。圣三位一体之一的神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即使因持不同证件而流亡意大利，也依然时刻被乡愁侵吞着全身心。他不愿走进异族的教堂，而只能手持烛光在废井中独自逡巡。


三，

 

幼时在家乡的晚报“夜光杯”一栏，读到过一句话：“所谓思乡，思的多半是家乡的小菜”，反复品读。以饮食是一种文化来讲，这其实是爱地域文化的表现。

我爱着各种小笼生煎，少年时立志吃遍上海滩的生煎。此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个“上海人”。

可是，我也爱大份东北拉皮、甜腻的锅包肉，爱全聚德北京烤鸭、海碗居的麻豆腐，爱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泡馍、广州的肠粉、煲汤……这也说的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爱国就等于爱舌尖嘛。

再可是可是，我也爱麦记和肯记，爱东南亚的咖喱，爱韩式烧烤和日料，又怎么解？哦，我是地球人，我爱全世界啊~这样继续下去，就没有边际了。

于是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又是爱国呢？什么是“国”？

狭义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共同体，有界限。古代外蒙古也属于中国，你说爱国，就也爱着外蒙古，如今就不用了，可以省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感情。

广义的“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爱全国22个省唯独不爱河南人，也不影响自称“爱国”。

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好理解。如果说爱的对象没有边界，那么爱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爱是一种甘愿付出去维护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出于责任。而责任，又出于身份认知。比如，爱亲人、爱朋友，是因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银魂》中的坂田银时，放弃为家国大义而战，而选择保护最身边的人。因为家国大义，事实上没有边界，而至亲好友，却是可以确定的对象。

一个人，首先是父母的儿女，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是某个圈子的一员，是民族的一份血液，继而是一个行政生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最后是一个人类。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是绝对的，但多半有这样一个由强而弱的梯度。有了自己“是”什么，才能说“爱”什么。


王怡在《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中写道——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并不为我辈提倡，而所想表明的，是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是天然的，为其承担责任，也是天然的。


如果要翻译成人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我自己不停地腹诽着魔都的浮华、拜金、冷漠和小市民习气，却又心胸狭窄地不愿听别人的非议。18岁带着对家庭的怨气北上，如今却学着自己消化掉生存的压力，守在脚步日渐不稳的父母身边。”

从“身份梯度认同”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理解钱理群口中的“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思说过，中国人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官与民”，“朝廷与百姓”二元格局过于对立化，当国不为民，那么民也自然不愿意属国。所以，中国人有“抱团”“拉帮结派”的社会行为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自己人”和“外人”分的很清楚。他们对认作兄弟的人掏心掏肺，对“圈外人”只作表面交往，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多半不以为然。

有时候，也会出现反梯度身份认同的情况。《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自己儿子石厚的故事，并流传为“大义灭亲”的成语。这便是个体对作为人臣的身份认同超过了对为人父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春秋名人管仲，在战场上后退的行为，则被鲍叔牙解读为对为人子的身份认同高过对为人臣的身份认同。

在2012年的我国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也就是否定了之前长期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

可见，由身边的至亲，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身份认同基本呈递减的梯度状，时而会因外部因素有一些断裂，但不影响整体平均走势。

 

四，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赛德克巴莱》对祖灵的守护，以及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作为习惯全球一体化的现代人，为什么被赛德克人那么原始的情感所打动？作为早已习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人，为什么认同一种落后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为什么习惯了协商共赢，用控制取代抗争的现代人，却被这么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所感动？为什么早已能够接纳地球人、天人和攘夷志士拥挤在同一所城市的现代人，却能认可守卫祖灵不让外族入侵的愚忠？

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排异性的。

而某些城市因为地位特殊，所以混杂了多一些的黑点。但从“排外”这个现象本身来说，矛盾更多源于文化冲突。有些地域贴的最初，只是在讨论豆浆的甜咸。

我相信人们被《赛德克巴莱》感动的原因，不会是对抗日题材的共鸣，而是认同一个民族对守护祖灵的决心，是认同为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抉择。

如果可以认同广州人对粤语的捍卫，那么理应也能认同上海人对沪语的捍卫。

好比如果一个人想固守乘146公交车环游卢湾区，在打浦桥挫麻，在雁荡路逛音像店，然后去复兴公园跳交谊舞的生活方式，并对会改变这种方式的外来入侵感到天然的排斥，我认为这本身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只不过如果这个人学会接受改变，他自己会心情更舒服而已。


五，

 
说起来，上海文化本来就是杂交的孩子。所谓的海派，是糅合西方和东方风格的不同特色。作为开放的都市，受到外域文化冲击，是不可抗的。

好比北京文化，京片子的皇城根儿文化和北漂文化早已是各占半边了。人有自由迁徙权，也有保护本土文化的权利。迫于生存资源，与总体政策的导向，两种人还将共同生活很长时间，磨合过程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在“指腹为婚”的谕旨下，能做的也就只有想办法好好相处了。白人社会经过多年的洗礼，也能够接受黑人奥巴马总统了。

文化的融合，是辛苦的，但并非不可行。两种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才能生存。

悲观的说法来自刘慈欣：“宇宙图景犹如一片黑暗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准备好捕杀他人的猎手。”

黑暗森林的遵循的公理前提是：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其中，第二个公理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怎么成立了，很多区域的人口现在是负增长的，固然有环境制约有政策的因素，但以欧洲女性为例，其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在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生育的情况下，一些人生了3、4个，也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而当现在大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了。所以文明未必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

由于《赛德克巴莱》是根据史实改变，马赫坡社一族在雾社事件中几乎灭族，从战士到妇孺，都选择了自杀。所以黑暗森林的第一条公理其实也被推翻了。生存是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每一个文明可以自己选择。

既然两条公理都推翻了，宇宙图景原非黑暗森林，那么文明就不需要再作一名闪躲的猎手。

同样的，地球人和天人，硬盘与土著也都无需如此对立。

生存资源的有限，并非真相，而是人为的驱使。

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高企、环人民广场商圈基本难以打到出租车、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外扩、陆家嘴密集建设写字楼、上海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并突破2300万时，都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是在进步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因为同一时间，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经济观察报的侯思铭在《一个小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前不久，报社一些同事去了大别山做公益活动，其中一位回来后情绪颇有些激动地转述：“那边的小城镇根本就不穷，校长什么全是官僚风气非常严重。镇上的青壮年100%全外出打工，学校里的孩子全是留守儿童，要么单亲在外，要么双亲全在外，一年回来一次，根本没人关心。一个家庭如果靠种地，一年的收入是3000块钱。镇上的三四层小洋房全是青壮年打工回来盖的。”

古老的手艺逐渐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侯思铭这样写道。

大城市的资本密集，以小村镇的消亡为代价。

这根本是天平没摆稳。如果村庄是美丽的、自足的，自由迁徙权会成为城市人口的压力吗？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黑暗森林。一旦黑暗森林被打破，血祭祖灵、地域主义、自由迁徙权都不再会是互相损害的必然理由。文明的扩张最后会得到一种制约力量。而像赛德克族人那样，葆有先祖赋予的生活方式，同样应该是一种权利。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影前】
一直很喜欢台湾电影的我，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情，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等待了将近半年的电影，从在台湾上映到香港上映再到内地上映，每一次消息的传出就让我对这部戏的期待多加一分。因为排片的数量很少，我果断放弃看复仇者联盟的时间，买票的时候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一到前台，售票小姐还问我是否要看复仇者联盟，但是这并不会改变我看赛德克巴莱的决心。
 赛德克巴莱的制作成本堪称台湾史上最高，达七亿新台币，但是换算成人民币，其实这算不上是非常大的大制作，与那些动不动就好几个亿的内地商业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看完这部片子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诧异于这豆腐块般的宝岛竟然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实在是惊喜万分。从海角七号开始就觉得魏导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这次的赛德克巴莱也没有让影迷们失望。
其实内地的影迷对这部戏不感冒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要原因当然是戏名，赛德克巴莱对内地的观众来说其实是极其陌生的，只觉得拗口又奇怪。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戏名，才让我在看电影之前万分好奇，然后去查了很多有关这部电影的背景，才大概了解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其实抗日的故事，作为一个内地学生实在是看了不少，课本影视作品都有好多好多，但这段在海峡对岸的悲壮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还没有看就收到以往的一种定性的思维的影响，觉得说这又是以往那种千遍一律的抗日爱国电影，这样更不用说那些没有了解电影背景习惯的影迷，不了解导致兴趣大减。其次是排片实在太少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一众电影人纷纷在微博上呼吁增加排片，但也是于事无补。每天关注着这部电影排片的我，也只能看着排片的减少而叹息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反复推荐身边的朋友去看，在他们身边不断的灌输这部片子很值得去电影院看这样那样的思想，而广州这边的排片，最多的应该就是华影万晟和天娱广场这两家电影院，每天有大概十场左右，其他的都是个位数。除此之外还有媒体的关系，之前在威尼斯影展的那个版本让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期待下降，国内很多媒体报道的都是没什么赞美之词，可能就是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让很多人对这部戏兴趣全失，再加上台湾的DVD已经开始出售，网上的高清完整版早就已出现，以至于很多人不屑于去电影院看所谓的阉割版。
种种原因导致这部电影在内地的上映状况有些惨烈，与好莱坞大片的对抗甚至可以说是无力抵抗，但也无减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俗话有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我很想要帮它平反，这部戏是：期待越高，收获越多。
【影中】
听着最后十分钟的《看见彩虹》，电影院很好地没有开灯，两个半小时的观影在一种沉思中结束，恍然发现在过程中连我妈也看得偷抹眼泪。
故事其实不难懂，马关条约签订后，宝岛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日本对岛上的资源虎视眈眈，但他们对岛上原住民的凶猛早有耳闻，不得不部署以后再出动。而镜头的另一端，讲到少年时候的莫那鲁道，脸上还没有图腾的他，打猎成功，成为族人的英雄，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赛德克人，莫那鲁道英勇善战，与族人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唱着属于他们的歌，跳着喜庆的舞蹈。只是平静的生活随着日军的入侵而被打破，赛德克人被迫渐渐失去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信仰，作为首领的莫那鲁道也有过不甘心，但看清现状的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却其实在私底下近三十年不断收藏火药。三十年以来，赛德克人一直过着他们不甘过着的生活，男人必须服劳役而不能打猎，获得的报酬缺只够买几口小酒，女人只能当帮佣而不能织布编衣，画图腾的习俗也被禁止。但种种压迫总有被反抗的一天，一次误会令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关系紧张，自此族人不得不活在日军的报复之中，年轻气盛的族人忍受不了如此屈辱，纷纷怂恿头目莫那鲁道反抗，但莫那鲁道深知日军实力强大，犹豫着是否带领族人誓死抵抗，但三十年的屈辱一直在心，父亲的教诲令莫那鲁道想起成为赛德克人的意义，决心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以血祭祀祖灵，明知只有死路一条，也仍然英勇抵抗，决心夺回自己的猎场，也为了让没有图腾孩子找到祖先彩虹桥的路。
【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这是莫那鲁道决定出草时候对花冈一郎所说的话，一郎原以为头目不会出草，而自己像夹心饼干一样夹在日本人和赛德克人之中摇摆不定，想接受日本人所带来的文明缺忘不了自己赛德克人的身份。野蛮与野蛮的硬碰，不在于谁输谁赢的问题，因为这场战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飞机大炮与火枪箭矢的较量，文明与野蛮的对话。看这部电影而不喜欢暴力的人可能会觉得赛德克人也野蛮得难以理解，对日本人像是屠杀一样的出草，令一直看黑白分明电影的观众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我要说的是，赛德克巴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抗日爱国片，我们并不能用现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去看，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和精神洗礼，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着一种思想：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而赛德克巴莱的意思正是：成为真正的人。这可能是导演选赛德克巴莱为戏名的原因吧。日本人给赛德克人带来的可能是我们现代人所自认为的文明，但对于赛德克人来讲，这样的文明相当于精神的侵略，赛德克的孩子被迫学习日语，男人不能狩猎，女人只能做帮佣，做着不属于他们本性的事情。这种侵略看似文明，但其实是慢慢地侵蚀到原有的文明，让这种文明从根本上土崩瓦解，而且连根拔起，其实看花冈一郎和二郎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被同化了的赛德克人，矛盾的两种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不断纠缠，连成年人都没有办法分清这样的侵略到底是对还是错，何况那些完全没有接受洗礼的小孩，从小就被灌输着日本文化的思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思想完全盖过了赛德克族人的原有的思想，到长大的时候，他们已经几乎完全忘记族人的思想了，就是这样渐渐的，从家园到精神上完完全全的侵略。
【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 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输掉灵魂的赛德克 一定会遭到祖灵的遗弃】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
印象最深刻的正是莫那鲁道与花冈一郎的这一段对话，而这一段对话也是整部戏的精神所在，短短几句对话概括了几十年来莫那鲁道的心路历程。忍辱负重，思考了三十多年，终于到处个所以然，文明并不是一昧的顺从，而是忠于自己的灵魂。其实，文明应该是没有分高等还是低等的，日本人的精神腐蚀就叫文明，为什么赛德克人的茹毛饮血就不叫文明呢？！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有学校商店邮局这些现代化产物就叫文明，但其实对于赛德克人来说，这些东西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根本没有道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为什么一定要同化才叫文明？！试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文化都被同化成一样的话，那是多么无趣的存在，没有文化碰撞，没有火花，只有呆板的一种文化，那么文化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以彩虹桥为最终归宿的民族，如此美好的夙愿，赛德克人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真令人敬佩。明知道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却依旧为了高贵的灵魂血战，不苟且偷生接受现实地活下去，真的很震撼，相比起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的被屠杀的国人，这样的血性和骄傲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很久了，你可以说他们是去送死，但绝不能玷污他们高贵的灵魂。

【孩子啊 你们白净的前额 还能走过美丽的彩虹桥吗】
很难想象那群的孩子在拿刀厮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仇恨，还是天性？看着巴万跳进水里徒手捉猪的时候我还是在笑着的，但从他沉思了过后，果断拿起刀，大喊跟我走的时候，就再也笑不出来了。最后看着他像英雄一样誓死抵挡，机智逃脱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的，最终挟着日军纵身跳下悬崖，其实我想说，就算你的前额还是白净的，就算你的脸上没有图腾，你已经用温热的鲜血洗涤灵魂祭祀祖灵，还是能找到回到彩虹桥的路。纹面被禁止，其实对于族人来说，就是被隔断了与祖灵的联系，失去了被祖灵辨认的标志。为了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成为真正的男人，孩子们也纹上了属于他们的图腾。
【母亲很高兴你已是守护猎场的战士 我们先去彩虹的另一边等你】
整部戏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一幕，说真的，在查背景历史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一段，看电影之前也想好要做好心理准备，但个人建议还是自备纸巾。因为粮食不足，还没有到收成的季节，赛德克的女人们为了让战士们有粮食抵抗纷纷自缢，古木也被压弯。悲壮的气氛其实从这里才刚开始，孩子们一个个恳求母亲祖母留下跟他们一起走，但其实她们比谁都要清楚，这一走会发生什么，全族人都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守护猎场，守护家园，守护灵魂，他们选择的是默默地离开，你们在彩虹的一端奋战，我们在另一端酿好胜利的酒等你们，何等悲壮的民族。但也正是有这些女人，才能让男人们在前线可以不顾一切，感谢你们女人孩子，成就了部落男人的灵魂。
【切开吧 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 哪儿也别去了 当个自在的游魂吧】
花冈一郎，也就是达奇斯，到选择自尽的一刻还是在纠结，到底自己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的子孙。不同于早就已经选好了的二郎苏达，文明与野蛮既是贯穿整部戏的内容，也是导演想要探讨的问题，也是蕃人的矛盾中心，之前也说过一郎是矛盾的夹心饼干，身份的尴尬令他即使有着最高的学历也只能拿着最低的工资，从行为上和精神上其实他也接受了日本皇军所带给他的文明，但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他身上流着的是赛德克人的血，出草的代价他当然也知道，但其实我觉得他已经选好了，因为他选择武道士的切腹自尽。
【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 不战死便自尽 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地 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道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
连负责雾社事件的日本陆军少将镰田弥彦也慨叹赛德克人的果敢。赛德克人的勇敢和誓死抵抗实在令人敬佩不已，顽强的斗志和赴死的态度，连敌人也敬佩。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是一部媚日的片子，将日本人美化了，连我妈看的时候也跟我说，为什么抗日的时候日本人对台湾人比对大陆人要好。在这里还是要平反，个人认为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日本人的罪行大家都知道，如果过于把注意点放在日本人如何对待赛德克人上，整部片子的基调就会变了，就真的变成了以往我们看到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爱国抗日片了，这样赛德克人精神的呈现就会失焦。而对日本人进行这样的处理，其实更能体现他们的虚伪，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劣行以外，还故意挑衅两族的恩怨，用族内自相残杀的方法打倒赛德克人，两败俱伤之余，他们就能够坐享渔人之利，这种心理战更恐怖，更不用说那丧尽天良的违反国际公约的毒气弹，其实如果不是用这种非正常手段，恐怕日军在雾社事件中还要失去更多的士兵。
【配乐、舞蹈、美景和表演】
整部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刺激以外，其实也顾及到了视觉和听觉的感受，雾社的美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悬崖峭壁，小溪大河，烟雾弥漫，再加上洗涤心灵的歌声和赛德克人的传统舞蹈，其实这一些都和电影中的杀戮和血腥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观众的心情。还要说的就是演员们的表演，当得知青年和老年莫那鲁道的扮演者竟然都是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尤其是老年的莫那鲁道，那气势和目光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是第一次演戏，还是演一位如此重要的民族英雄。

【影后】
到戏院看完电影以后，立马回家找了幕后花絮来看，说真的，花絮比电影本身更令我感动，看着导演自己在马赫坡的造景扫水，一大班工作人员一起想要改变水流为了让拍摄更顺利，还有大庆和指导交换着下水拍摄，两人都拍到失温了要坐到热水盘里去，还有太多太多令人感动的画面。
只想说的是，魏导，谢谢你和你的团队呈现了那么震撼的史诗大作给我们观众，其实你就是现实中的莫那鲁道，请你继续拍下去，我们会支持的。
最后对看下载版完整版的告诫几句：请到电影院看国际版。电影院的版本不是所谓的阉割版，而是更加主线分明的导演剪辑版，通过一个小小屏幕看的效果是远远比不上在大荧幕上看的震撼，想要感受那我们丢失已久的血性和骄傲，请到电影院吧。
不知不觉就写了那么多，愚见不少，请见谅。

这是一个偏执离奇的世界，他们操着完全陌生的言语，比言语更加陌生的，是他们的行为。观影中无数次的，让人感到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有什么意义吗？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这一切就这样野蛮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同片中美景一样陌生遥远。

我每天早上起床，洗漱用餐，穿着体面，坐车上班，上下车都说谢谢，到公司热情的和同事打招呼，中午吃烹饪的食物，吃饭时也让着别人，勤勉加班，待人礼貌，回家洗漱入眠，井井有条，上一次骂脏话和上一次发火，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但我内心有多肮脏，自私，懦弱，嗜欲，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如人类发明的文明仪式一般，名片递送的礼仪，餐桌觥筹交错的礼仪，会议商谈的礼仪，着装穿衣的礼仪；但当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名片递送的麻烦，觥筹交错的厌恶虚伪，会议商谈的内心敌对不屑，着装穿衣的繁琐复杂，才是真的。

隐藏在所有文明的表象下，是一样的丑陋，这些丑陋还没有以野蛮的形式表达，反而更显的虚假阴险。割下人的头颅野蛮吗？集体自杀野蛮吗？凶狠的推搡野蛮吗？还是车展消费女人光鲜的肉体野蛮？还是成片的推倒房屋野蛮？还是贪婪的鲸吞财产野蛮？

我们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用复杂的律法与规则建立条条框框，锁住了手和脚，到底没有锁住我们的心。在莫纳鲁道的世界，丑恶被直白的展现，加上愤怒与残忍，像茅屋一般简单粗糙的爆发出来；而被束缚的我们，带着我们的丑恶，如惊悚小说一般被包装和编织，成为邮局、教育所、发电站、公路，警察局，如此的多样和精彩。我不禁真的在想，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呢？

片中一句话让人动容，“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多么空洞的词汇啊，骄傲。我们上一次骄傲是什么时候，在客户面前马屁逢迎之时吗？面对恶行冷漠忍耐之时吗（我忘记了，大多数人其实对于恶行都是参与和麻木了，能忍耐已经不易）？准备一次远行和冒险，却被现实生活坚决阻拦之时吗？亦或是我们真的骄傲过，当我们消费别人无法消费的车、房之时？当我们进入别人无法进入的富丽堂皇之所？当我们接触别人无法接触的权贵？我们真为这样的事情而骄傲过吗？这会是多么悲惨乏味的生命。

我们真的相信什么吗？我们有的人声称自己信仰，佛教、基督教或是一些别的东西。为了这份相信，你是否坚守过你的猎场，野蛮坚定的阻挠那入侵的平淡与庸俗；你是否相信彩虹桥的存在，并为此放弃世人的赞许与认可；你是否相信祖灵的庇佑，并在软弱危机之时因此镇定自若。除了世俗与金钱、享乐，我们真的相信什么吗？

我每天早上起床，机器一般精确的度过一天，合规合理，但我知道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知道我身边的一切，这些文明，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奔跑的机械，这些人际的规则，这些创造的财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带着这份自豪的文明，我们已经将野蛮与原始赶尽杀绝了，这份文明随着我们的机械与规章占领了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让每个人可以体面的相处，快乐的享乐，张弛有度。

但我真的宁愿回到原始的山林，恣意的跳动，虔诚的敬拜，放肆的发怒，简单的爱恋，最后用鲜血捍卫我的骄傲。

但文明的我，似乎已经回不去了。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详细]

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