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前阵子，《后浪》很火。

这部片，看后对后浪有感而发。

导演郑琼说，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她的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记录了6年里（2009-2015年），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

片中的三个小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一、2009年，三个不同的孩子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甘肃会宁）

马百娟是个山沟里的小姑娘，她的小学全称叫“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

她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才上二

他们家一直住着窑洞，全家的开销一年（2008年）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起来，就用水壶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一种当地的饼）在水里一泡，就这样吃了。

放学回家，马百娟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干很多农活，还要收糜谷。路途中他们要下一个非常大的陡坡然后再爬上公路。

全家吃的也很简单，就是顿白面鱼鱼（类似疙瘩汤但是没有菜）配着一小碟咸菜。

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憧憬——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秃秃的那片山。马百娟和同学的绘画课就是在山头上进行的。她把大山画在纸上，里面有她对世界的憧憬，也有对北京的向往。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她朗读的声音很像一种独特的歌声。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读着自己写的作文：“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19岁，城镇小青年、高考复读生（湖北咸宁）

徐佳属于农民工的一代，爸爸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徐佳的成绩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败，让徐佳觉得老天爷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一次，徐佳又一次选择了回家复读，他要上更好的大学。

8月25日回到咸宁，27日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

徐佳说，复读本身让人觉得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而自己有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徐佳的母亲在一家纺机厂做工，她觉得儿子以后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凭、会做事的。而且城里的孩子有选择，但自己没有选择。反正徐佳已经这样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赌一年。

能上大学，在他们村子里很少很少。徐佳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村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压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试结果。但是，他还是会调整心态安慰自己。他的父亲去世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也父亲的坟头前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给爸爸看。”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但命运还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还算是不错的学校。

对于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徐佳说，他现在考上大学，妈妈心里真的很高兴，每天也在尽最后一点力，帮自己完成学业。

袁晗寒，17岁，美院附中辍学生（北京）

袁晗寒是一个17岁就退学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与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间。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师，说她总是以跟自己较劲为乐趣。还模仿老师的口气：“袁晗寒，你告诉我，你今天留级了，你有几个16岁？告诉我，说！你有几个16岁？”

有一天她接到妈妈电话：“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回家吧。”她很诧异，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褥睡的不到两天就要放弃了。但是妈妈已经办好了休学。

她退学后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大把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大四合院里，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烦，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看书，不然就是看电影。每天，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看电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并不是没事干，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这样没事干。她认为如果这个状态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她说，自己的妈妈说总想开一家咖啡馆。她觉得有戏，价格也能承受。但后来咖啡馆没有开。

她还想做一些装置、想排话剧。后来开了一个酒吧，甚至还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

袁晗寒说：自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就不会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二、三年后（2012年），三个孩子的变化

马百娟：

当导演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她家里已经从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有玻璃窗的砖房。但是，马百娟已经准备退学了，准备和她的表哥结婚。那时候她15岁。

马百娟的父亲说：国家给了低保，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再加上让孩子打工填补，自己就买了个新地方。新家生活条件好多了，起码烧水不愁，自己种的加上别人送的，现在也能吃饱。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念那个地方。

马百娟退学，连正式手续都没有办。表哥去学校找老师咨询，她就在大门外等着。

办公室里，表哥跟老师交流马的学习情况。表哥觉得她脑筋反应太慢了，但老师一直说马百娟作业都能写的聊，学习还是有动力的。只是不念书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念书。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在马百娟表哥今年21岁，16岁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他父母年纪很大，整个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癣，一直没有钱治疗。在他打工的厂子里，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样的话就养不了家。不发工资或者拖欠工资的事也很常见。

马百娟搬到宁夏后，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辗转在街头小巷，那个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后，她坐在田间，她走在空地。看着有点迷茫。

村里，马百娟和邻居街坊几个和她同龄的年轻妈妈聊着天，看着她们比谁的孕肚更大。

再后来，导演再想拍的时候，马的父亲已经不同意继续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

15年剪片的时候，马百娟已经不再接导演电话了。

徐佳：

2012年，邻近毕业，徐佳求职四处碰壁。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和一家江苏的电力公司签了合同。

徐佳说：“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在网上海投的简历，很少能有接到面试通知的。”

这和他理想中的差别很大。

虽然签约了新的公司，徐佳还是心理不踏实，有点忐忑，很落空的感觉。有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徐佳结婚了。他从大学开始谈的恋爱，到现在也觉得应该要给对方一个归宿。

徐佳说：“通常说成家立业，先成家，再去谈事业。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儿子结婚了，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结婚后，她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现在就由我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后还是去了德国，养了一只兔子陪伴自己，并准备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

她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过去上学一会儿非常失落，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在德国的时候，她丢过一次钱包。但钱包里没有钱，只有卡和学生证。卡要是挂失，她连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说，自己有时候受不了呆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会胃疼。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就是和远在北京的母亲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开玩笑，说她是个“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国也会到国内（上海）来实习，觉得找点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满世界瞎转悠，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因为她不想呆在德国，德国对她来说太“无聊”。

当朋友问她以后什么打算时,她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再后来，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三、后记

导演郑琼说：

对于马百娟，他爸爸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后要靠老公。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那些读书没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对于徐佳，她对徐佳的生活环境批判比较多一点。觉得他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可能要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可能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对于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样，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她一直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片子，她没有一点赞美，但也没有任何愤怒。

整部片，我是带着孩子一起看的。虽然我敢肯定片子里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旧这样做了。

看完后，我问孩子，你觉得马百娟有出路吗？他摇摇脑袋。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为什么和他年龄相差10岁的女孩会辍学。他也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女孩不想办法继续上学。我没有回答。

但我也有问他，你觉得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出路？他说最后一个。

整部片我没有办法过度解读。因为片源问题，只有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后面的没有放太多动图。

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它记录的实在太现实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经的小伙伴，还看到了一群曾和我一样迷茫过奋斗过的年轻人，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丝丝父亲的影子。

同为后浪，出路却很不一样。

最后，我想借助导演的话：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导演：郑琼

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出路》海报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公交车上的袁晗寒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大学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徐佳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

考研前夕，精神崩溃，来看看 1月3日 陆陆续续的终于看完了，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人出生在富庶的家庭里，有人出生在贫困的家庭里，这是没有得选的。马百娟永远不可能像袁晗寒一样，她想象不到北京的生活，她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听到1000元的月薪，她羞涩的笑了，可能在她的世界里，1000元已经很多了，在刚开始的时候说以后要去北京挣1000元买米买面换房子，但是她不知道的是，1000元对于北京的富二代来说就可能是一顿饭的价钱，真的为她感到惋惜，能感受出来她是想读书的，但是确实在那个环境里，不读书才是日常，才是对她好，读书开阔眼界，在那个小小的山村里，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她就不可能甘心屈服于山村，但是命运就是这样不公，她逃不过重男轻女的思想，16岁的时候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徐佳的日常，就很像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规规矩矩读书，毕业的时候开始找工作，当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去公司面试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那种作为孩子却要硬装大人的无奈，他签合同的时候说，签的时候就好像把自己卖出去了，真的很感同身受，就规规矩矩的过着自己的一生，大学谈恋爱时候，差不多了就结婚，为了不让母亲操心，为了给对象一个交代，应该结婚。也不能说他麻木，这就是作为普通人的无奈吧。

袁晗寒，作为一个富二代，有条件，有资本，想上学就上学，不想上了就不上了，想开店，家里也支持，想出去上学，人家也有本事，也有能力，能出去，家里也有金钱支持，但依然能感觉到她很麻木，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艺术就去考了德国的艺术院校，到后来不愿意再进美术教室了，开始到处玩，和母亲视频，虽然她的条件很好，但是她依然迷茫，她喜欢挑战，她也有能力去挑战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她只做自己想做的，这种自由随性是在马百娟居然和徐佳身上没有的，但她依然也是麻木的，迷茫，无奈，她想找到自己，但是却找不到。

人生来就不一样，世界本来就不公平，我们要经历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好高妄远，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做自己就好了，做自己想做的。

我可以对等为那个徐，我的身边也有马，也有袁。

我在金钱和现实面前一直摇摆，我自负自傲，也悲观漠视。我的家庭不需要我挣钱养老，但是也做不到供我到老。我也在迷茫着未来该去哪里生活，不过我没有袁那么多可选择的权利，但我好像依然是相对“幸运”的那一部分，因为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到自私只顾自己。

但是我好像又被束缚了。随着兔年的到来，一些我从未想过的事开始被迫要成为我人生的未来目标，我也需要找一个“好女婿”，虽然我也不会因为依靠而嫁给他。有时候想想，这貌似也不全是因为男女平权，也包含了一种逃避，不愿面对在父母辈的想法中，我已经不能够随心所欲了。

所以徐似乎就是现在的我，和我一般大的年纪，大学毕业1 2年的迷茫时期，可能我会迷茫更久。很难不说即使我极力排斥谈婚论嫁成为目前人生主调，这件事仍然不可避免发生，我需要完成这个别人的愿望。因为我没有太多实力达到袁的经济能力等等。可能我在25 26岁也会谈恋爱结婚吧，我不愿相信但我真的没法改变。

出路是什么？全篇还是有一点点宿命论的感觉，可是幻想也不一定都泡沫吧。其实我也不知道。

影片简介：一个是来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念书；一个是来自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未亮就起床从出租屋赶往学校，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他的第三次高考；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学后的她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6年的时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各自的出路。（来自网络）

先谈谈三位主人公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甘肃农村女孩马百娟念课文时的发音和笑容；湖北小镇青年徐佳的那句“我知道命运是不公平的，我接受它，但尽力改变它”；北京城市女孩袁晗寒语气里的随意与豁达，言辞中的浪漫和想象。

马百娟是三人中最底层的存在。

十二岁的她在只有五个学生的学校里读二年级，不加修饰的外表下是看起来永远洗不干净的脸蛋和头发，身上穿的是脏出硬块的不知从谁身上淘汰下来的不合称衣服。很明显，她没有让人一眼看到就想她的捏脸蛋、想拥抱她的吸引力。但是，当我听到她用带着陇地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的将课文念出来时，我的心止不住地跟着颤抖，我的手臂不自觉地起鸡皮疙瘩，我的眼里一瞬间积满了未落的泪。

一眼望去没有人烟的黄土高坡上，蜿蜒陡峭的小路，留下的是马百娟兴高采烈地去小店买数学本的身影，是一家四口顶着厚重的秸秆被压驼的背，环绕的是她语气中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想象：上大学，出去打工，每个月赚1000块钱，买面，因为家里面不够吃。两座黄土垒成的小平房里，黑板上端正的板书写的是“我的家乡真好”，老师教仅有的两个学生看图说话：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鳞次栉比……镜头扫过飞扬着黄沙的土操场、没有一座楼房的大土坡，耳边传来的是老师念错的lín cì jié bǐ……

徐佳是复读过三次高三的勇者。

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也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好地活着，他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克服恐惧，最终考上湖北工业大学。看似通过了高中老师们口口声声念叨的“人生最重要的关卡”，可是生活并没有停止它不断给人磨难的步伐——就业。

徐佳知道自己的家庭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继续深造，于是奔波于各种宣讲会、面试，行走的背景是满宣传窗的考研考公大海报，还有那扎眼的“没有不可能”红色大标语。徐佳在毕业前与一家电力公司签约，影片中他回学校的路上，旁白里说，签约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把自己给卖了。那背影，可见的是强烈的不安与落寞。

当无数高三学子坚信高考完迎接自己的是晴空一片，人生最大的坎已经被抛掷身后时，没有人告诉他们“一件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件事的开始”同样适用于高考。早点看清这点的人大概会有规划地安排自己的大学时光，而迷茫堕落的灵魂从踏入大学门口的那一刻开始，便为将来埋下悔恨交织的伏笔。但是前者一定比后者幸福吗？一定更容易取得世俗定义的成功吗？如果你无比清楚地知道这世界和命运总不是公平对待众生，如果你参透出苦难是生命的永恒主题之一，你一定不会轻易作答。

袁晗寒有着令人羡慕的命运。

出生于皇城北京，从来不必过于担忧来自现实世界的种种刁难：没有耳提面命着她好好学习的父母，没有无法满足温饱的生存窘境，也没有非要遵循着过才能安身的轨道。所以她可以将自己眼中的世界用五彩颜料描绘出来，可以没有顾忌和扭捏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所想，敢于将不稳定的漂泊与寻找视为常态。

2012年，袁晗寒退学后，租了一小间店面，面对一年两万的房租，她语气平淡地说“觉得还行，我承担得起”。她亲手布置小店，彩绘、购置、打理，店里传出的流行音乐与整个街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又或者说独具个性。三年后袁晗寒已经在德国留学，那家小店的生意怎么样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自己闲出病来。苹果电脑被她像案板一样使用，不在意钢片是否会刮花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钱包丢了她有点烦，但不恼，和妈妈说起这事儿时，袁妈妈也云淡风轻，话题转而询问女儿是否知道英国特牛的音乐人埃尔顿·约翰。相比之下的是徐佳买到2600块钱的iphone4时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和有面儿，是马百娟年迈保守的父亲得知纪录片不是政府拍摄之后索要两万元“继续拍摄费”的决绝。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环境和经历决定了你的视域，你对人生的想象决定你人生的轨迹，所以不得不束手投降。……所以马百娟们才被放弃了10%的收获可能，16岁被嫁给表哥，过早地关闭生命突围的大门；所以徐佳们总在重复大人的期望，重复着附加的责任；所以袁晗寒们过早察觉生命的无聊。（来自点映群里分享的截图，因为没有名字，所以无法备注这段话的主人）

我们不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环境对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只是当三个如此典型的例子被放置在同一部影片中进行对比时，我们才发现人生百态如此不同的背后隐藏着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原生家庭对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影响。马百娟的父亲认为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读太多书也没有用，还不如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才是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所以不顾老师的多次劝说，让马百娟辍学、16岁便嫁为人妻；徐佳的妈妈坚持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只有上了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将来才能买车买房子结婚生子，所以当徐佳一步步完成她的期望时，脸上是藏不住的欣慰；袁晗寒的妈妈相信女儿有艺术天赋，支持女儿张扬天性，不以传统的眼光局限孩子的未来，所以她可以笑着和袁晗寒说“袁晗寒你又被退学了，我去接你回家”，任由袁晗寒满世界找生活的意义。

其次是生活条件对人在理想目标上的影响。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马百娟来说，上大学只是为了打工赚每个月1000元的钱买面吃，填饱肚子生存下去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如果能够餐餐吃上肉，那就是美好的生活；对于徐佳来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有五险一金和发展前景好的公司上班，而后结婚、生子、买房、孝顺母亲是有模板可拓的人生之路，如果能够多赚点钱，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那就是可期望的未来；对于袁晗寒来说，只要饿不死就行，学历高低与工作好坏并不一定成正比，想做什么就该去尝试，反正只要失败的代价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就好，如果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找到一个需要自己的位置，那就把自己填进去，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大不了跳出来再去寻找。

再者是学识水平对人在自我实现上的影响。马百娟连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都没读出头，连延绵的黄土坡外花花绿绿的世界都没见过，就嫁人了，她的一生开始向父母的轨迹靠拢，迟早有一天会重合在一起，她不会知道马斯洛，更不会知道“需求理论”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徐佳沿着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晋身之路”踽踽前行，他知道世界很大，诗意和远方的田野不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只是目前还要忍耐，即便他的一生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境地，那他也一定要将这美好的愿景实现在孩子身上；袁晗寒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只不过是做了各自的选择，无关对错，她不看重物质，而是渴望找到能够寄托自己精神的点，所以她不愿意留在德国做“被国家码好的小石头”，而将自己放置在变化的需求之中。

三位主人公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三方面原因的关系恰好又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出·路》里所呈现出的阶级固化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或许是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是社会忽视甚至遗忘了部分群体的问题。

观众用怜悯的眼光看马百娟的生活，恰巧印证了我们习惯于用“精英眼光”去看待别人的生活，哪怕本身不是精英，也要把自己拔高一个等级去俯视比自己更艰难地活着的人们，然后安慰自己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然而，当观众发现人还可以像袁晗寒那样肆意张扬地活着，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和底气承担变化会带来的风险时，便暗暗放任欲望增长，将自己一脚踢进踮踮脚也够不到梦想的循环中，同时抱怨生活艰难。至于徐佳的生活，它太稀疏平常了，这不上不下的处境，这在无知与通透之间左右摇摆的心思，是绝大多数人正拥有着却想逃离的生活模式，我们感同身受徐佳的迷茫、无奈、妥协，也如徐佳一样相信终有一天会将命运不公平的指针往0那里掰一点过来，再掰一点过来。

导演郑琼说“每一种生命都渴望向上的人生”，黄豆豆老师说“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信仰并坚持”，有很多观众都表示“突破思维和阶层局限才能找到出路”。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看完一部影片，即便产生些许思考，也实在无力插手别人的人生，只能依照他们的经历摸索自己的出路。最终发现还是回到了“活着”这一主题。“活着”是首位的，我们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去发现、思考、寻找、安身。所有的思考与追求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又是一道完全主观的题目，没有标准答案。我们阅读、旅行、欣赏艺术只是为了在生存的基础上为余生添点光，求个自己心安罢了。

老人家用存的低保钱和娃娃打工的添补，在外面买了房子，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非常欣赏老人家有什么说什么。

自己读书时候最怕假期，一到假期就要去田里干活，第一份工作在富士康，加班太辛苦，偶尔回家连个休息也没有，早上六点多就被叫起来去干活：后来做乐视项目的制造部经理猝死了，自己也累的进了几次医院，各种慢性病都来了，每天都在吃药，最后只好和家里说，我快三十了，已经在外面工作，家里的农活实在没办法再去干了，你们就当作没我这个人。之后五年一直在深圳，身体也慢慢恢复过来。这两年几个亲戚整天没事拿我春节没回家的事来数落，村里好多人因为你没回家骂你爸妈，我在想，我回家被人骂，我没回家我的爸妈被人骂，我咋就遇到这些脑残的乡里亲戚。